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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宣和五年(第1页)

霍仲年的笔记本在库房里躺了三天。陆时衍每天下班后都会去翻几页,苏砚之在旁边修复那只从北窑窑床下出土的匣钵碗。修复灯的白光照在两个人身上,库房里安静得只剩下刀尖划过瓷面的细微声响。

笔记本里记录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937年霍仲年找到北窑密室开始,一直记到他去世前一年。前面几本主要是对霍氏花押器物的调查记录——商代甲骨的去向、汉代铜印的流转、北宋瓷器的散失。字迹工整,态度冷静,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古董商人的工作笔记。

但从1980年代开始,笔记的风格变了。

“1983年4月。震霆从香港来信,说生意周转困难,需要一笔钱。我汇去了五万港币。他在信里问起祖鼎的事。我没有回复。”

“1985年9月。守业从北京来西安看我。他说耀州青石沟那片地,现在划进了文物保护范围,以后可能进不去了。我问他进那里做什么。他没有回答。”

“1987年3月。听说省考古院的陆文渊在铜川北窑做调查。那个年轻人我见过一次,很扎实。他如果挖下去,会挖到霍家的根。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害怕。”

陆时衍看到这里,手指在纸页上停住了。父亲的名字,出现在霍仲年的私人笔记里。1987年,霍仲年已经知道陆文渊在追查北窑。他选择了沉默。

继续往后翻。

“1990年6月。震霆在香港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寄来一张照片,是一把青铜提梁卣,问我是真是假。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霍氏的祖器。商代青铜卣,密室里的那一件。我问他从哪里得到的,他说是一个朋友托他转手的。我不信。但我没有追问。我不敢问。”

陆时衍将这一段指给苏砚之看。她放下修复刀,接过笔记本。

“1990年,霍震霆已经拿到了青铜卣。”她说,“霍仲年认出来了,但没有追问。”

“他不敢。”陆时衍翻到下一页,“因为他知道,一旦追问,就会知道霍震霆做了什么。他宁可不知道。”

笔记本的后面几页,字迹变得潦草,像是在情绪波动中写下的。

“1998年冬。听说耀州一个修复师因为盗掘文物被判了。那人姓苏,我见过他修的东西,是正派人。后来辗转打听到,案子是周明远经手的。周明远是震霆的人。我什么都没说。”

“1999年春。守业来西安,带了周明远一起来看我。周明远态度很恭敬,叫我‘霍老’。他提到青石沟的窑址,说省里打算重新启动发掘,领队是陆文渊。他问我,如果陆文渊挖到了密室,该怎么办。我说,密室里的东西,是霍家的。周明远笑了笑,说,霍老,现在不是民国了。”

“我没有再说话。”

陆时衍将笔记本合上,靠在椅背上。库房的灯光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和货架上那些器物的影子交叠在一起。

“霍仲年知道周明远要对父亲动手。”他说,声音很低,“他猜到了,但他什么都没做。”

苏砚之将匣钵碗放回修复台。“他做了。他把密室里的秦简和石刻重新埋到了更深的地方,在族谱最后一页写了‘留待后来’,把茶盏托付给了不知名的人。他知道霍震霆和周明远迟早会找到密室,他阻止不了。但他可以把最重要的东西藏到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陆时衍重新翻开笔记本。在1999年春天那一段的后面,夹着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是一张手绘的地图。和陆文渊画的那张青石沟地形图几乎一模一样——同样的沟谷走向,同样的溪床位置,同样的小窑室坐标。但在霍仲年的地图上,小窑室的下方,用红笔标注了三个字——“最深處”。

“他画了这张图。”陆时衍说,“和父亲画的那张,几乎一样。”

“不是巧合。他们都找到了同一个位置。你爸爸是用探地雷达探测到的,霍仲年是怎么知道的?”

陆时衍将霍仲年的笔记本翻回前面。1937年,霍仲年第一次进入密室时,详细记录了密室的布局。在描述石台的段落旁边,有一行极小的小字:“石台之下,似有空洞。叩之,声空。未敢擅启。”

“1937年他就探测到了。”陆时衍说,“他叩击石台,听出下面是空的。但他没有打开。”

“为什么?”

陆时衍翻到笔记本的最后几页。霍仲年在1999年冬天写下的最后一段记录——

“吾一生经手文物无数,所追求者,霍氏历代花押器物之下落也。今老矣,器物散于四方,子孙各有所图。祖鼎在密室,吾不敢取。秦简在石台之下,吾不敢启。非不能也,是不敢也。取之,则霍氏三千年守护,毁于吾手。留待后来。留待后来。”

四个“留待后来”,每个字都写得很重,墨迹洇透了纸背。

“他把秘密带进了坟墓。”苏砚之说,“霍震霆追问了一辈子,他一个字都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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