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楼文学

译序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共同责任（第1页）

译序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共同责任

丘宏义

卡尔·萨根的终极关怀

卡尔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在这种场合，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盖棺论定”。这句话带了一点这个人已经去世，我们可以替他下一个结论的含义。可是在卡尔身上，我们不如引用他爱妻的话：“卡尔还一样继续活着。”最近，一位希腊裔的天文界好友英年早逝。在希腊正教的礼堂中举行追思礼拜时，正教的僧侣说了一句令人感动的话：“只要有一个人还记得死者，他就还活着。”死亡往往是人们最恐惧，却又不可避免的最后命运。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讨论税收的时候，说了一句俏皮话：“世界上只有两样事是绝对确定的：死亡和交税。”有很多人写过死亡。可是，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一位极有才华的人怎样面对死亡。卡尔写道：“死亡只是一个不会醒来的无梦长眠。”这就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的：“死亡，就是睡去。”（Todie，tosleep。）一般人对死亡的恐惧，说穿了，就是恐惧死亡。其实许多世界上的事都类似这种因为果，果为因的形态。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经济不景气中选出罗斯福担任总统。他一上台，就说了一句话鼓励沮丧中的人民：“唯一能令人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Thereisnothifearitself。）

为什么我要提起卡尔还继续活着呢？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卡尔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全球文明在大气中不断地、有增无减地排放二氧化碳。本书中提到许多二氧化碳在全球环境中会造成的后果，在此不再赘述。最反对限制二氧化碳的是工业界，尤其是石油工业。他们甚至把科学家的诚实态度拿来作为反对的工具：科学家们研究大气，发现二氧化碳可以造成全球变暖，结论是有这样一个现象，可是坏到什么程度，还存在些不定数。这是科学的精神——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工业界以他们雄厚的经济力量及权势（有了钱当然有势），把科学家诚实的态度扭曲了一下，说：“这些科学家的结论充其量也不过是可能。”接着就提起（限制二氧化碳）在经济上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了。这是工业界的短视态度：只看到现在，不顾未来。美国短视的倾向比其他国家都要糟。鼎鼎有名的哈佛大学在这种短视的态度上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以往每个公司的业绩是以年终结算为准的。哈佛大学的商学院发明了三个月一算的业绩，公司股票的涨跌就以这三个月一算的业绩为准了。许多公司就把研究项目停了，因为研究工作在三个月中不会有什么成绩的。一年已经够短视的了，而哈佛大学的商学大天才把一年又缩短为三个月。

一生工作开始见效

最近石油业有点改变了。《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说，欧洲的石油公司开始转向，开始谈起以前提都不提的二氧化碳问题了。为什么？他们怕重蹈美国烟草工业的覆辙。我们现在知道，抽烟和心脏、肺部健康的损伤之间有百分之百的关联性。但多年来，美国烟草公司以其雄厚的经济力量，一直阻挠政府和民众要他们公开烟草配方的法案，否认尼古丁上瘾后很难戒掉的科学发现。尤其是在推广烟草的使用时，他们想方设法使青少年抽烟，因为一旦上瘾，终生都是烟草公司的忠诚顾客了。他们甚至还出钱要研究培植一种尼古丁含量更高的烟草。是，套一句老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多年来经过这些被烟草公司看不起的寒酸低薪的科学家不断地“鼓吹”抽烟之害，人民“终于觉醒”及“奋起”了。整个国会议会都联合起来反对烟草业，各州纷纷在法院中提出控诉，要烟草公司赔偿这些州花在医治由于抽烟引起的各种疾病上的钱。烟草公司挡不住了，因此现在的态度完全改变。这问题现在还在商洽中，不知后事如何。可是有一样是确定的，就是如果一种工业为了短视的经济利益而不顾公众利益，迟早会被人民联合的力量击垮的。

为什么石油公司怕重蹈覆辙呢？其实这事不是从美国开始的。美国人不好读书，是三流电视节目的忠实信徒。也许和开国历史有关。初期来美国的人都要自力更生，要动双手才能生存，因此很少看书。可是欧洲人则反之。欧洲人好读书。欧洲人比美国人更知道大量排放二氧化碳能使全球变暖，造成恶劣的气候，冷气机及冰箱用的氟氯碳化合物冷媒会损伤保护我们的臭氧层。欧洲人也开车，可是他们给石油公司的信息是：他们要石油公司负责。因此，欧洲的石油公司开始谈起替代石油的代用品了。欧洲的石油公司觉得，与其现在反对替代石油，把顾客变成敌人，不如在很早的时候就加入反对的行列，先走一步，反正以后找到代用品后，生意也还是他们的。这就是有眼光的生意经。这个就是利你利我——双赢——的态度（见第十六章，游戏规则）。为什么欧洲人知道这些环保的知识呢？卡尔在这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以他能把困难艰涩的科学观念用通俗语言来表达的才华和他在文学方面的修养，他能传播科学家们传播不出的声音。他的离去，是很可惜的事。可是他留下的，非但是书，而且是人们心中的意识。他一生的工作开始见效了。因此他的爱妻说的话一点都没错：“卡尔还一样继续活着。”

知识就是财富

在20世纪之末，观念上的最大改变是从“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的敌对态度，逐渐演变成合作的态度。可以很保守地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史。非但有国与国或民族与民族之战，还有社会中一个阶层和另一阶层的争执，本地人同外地人的争执等。即使没有战争或争执，也一定要比一下。我比你有钱有势等。什么都可以比高低。这种比较或敌对的态度可以在几乎所有人类游戏中看出，如球赛、打擂台、赌博、考试、桥牌、恋爱……但从来不见人类全体能从相比、相争中获益的。这就是“零和博弈”，一方赢了，另一方就非输不可。一赢一输，加起来等于零。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有的。以前打仗是为了抢领土、抢资源。这是零和。尽管有人认为商业的铜臭味太重，可是商业是第一个发现和实现“你赢，我也可以赢”的理论的。在任何贸易中，大家都赚钱。你买我的，我赚了你的钱。我买你的，你也赚钱。大家都赢。事实上，打仗抢来的钱比起商业贸易上赚来的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庚子赔款（根据《辛丑条约》）赔了创纪录的4。5亿两银子。以现在银的市价来算，最多不过是40亿美元。中国台湾（不用提中国大陆的了）一年的贸易额就比这款项不知道要多了多少倍。打仗会有人死，会把房屋建筑毁了，会把人民变穷。贸易不会死人（紧张过度得心脏病的除外），会建造更多的房屋，使人民致富。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某人有多少钱，某公司的资产有若干亿。哪里来的这么多钱？这就是科学的力量。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财富是哪里来的。最原始的财富是奴隶、黄金、白银、土地、农作物、家畜……这些都是有限的，因此要去抢。你富了，我就穷了。这种零和博弈的观念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有。最明显的例子是，货币要以金为本位。在那个年代，每年在众目睽睽下，中国台湾银行要称一下库存的黄金，看有多少黄金。要印发纸币，要先看有多少黄金。连美国印发的纸币都要以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军事基地中库存的黄金为准，一盎司（约28克）的黄金可以发35美元的纸币，不能多发。每次在报上提到日本的经济时，都要加上一句，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能有这么好的经济是一个奇迹。可是，现在这些奇迹国家多的是。而在1978年，美国废除了金本位。为什么？因为黄金不够了。把全世界的黄金抢来都不够。为什么日本及其他国家有经济上的奇迹？为什么世界上的黄金不够了？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原始的财富的观念。我们的财富大多来自知识。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现在的说法应当是“知识就是财富”。

长话短说，举一个例子。一盎司的黄金价格约为300余美元（1998年的价格）。一颗最新的计算机心脏——奔腾处理器——约重一盎司，也值300余美元。不同的是，奔腾处理器是最不值钱的沙子做的，其他都是知识，可以无限制地供应。而黄金是有限的（如果全世界的黄金都放在一起，也不过是边长20米的立方体）。不同的是，10年后，黄金还值300余美元（假定没有通货膨胀发生），可是，10年后这个奔腾处理器就要丢到垃圾堆中去了，可是替代奔腾处理器的微处理器，又是沙子和知识的产品，又要值300余美元。因此，财富是不断从知识中产生的。哪一天知识落伍了，财富就没有了。因此，从某种方面说来，财富和资源没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最大的（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不是通用汽车公司，而是微软公司。这是没有实质产品的公司，唯一的产品是抽象的软件程序。这些都是科学的产品。科学可以从无中产生财富。因此，现在有钱的人很多（当然，因为没有知识而很穷的人更多）。因此，所有的国家都注重教育。教育是知识的第一步。有了知识就有钱。没有知识只好出卖不值钱，且市场越来越少的劳力。

第三种文化的先锋

照这样看来，科学是万能的。可是套句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万能的科学也可以毁灭我们自己。本书中举了许多这样的例子，不再赘述。如果我们迷信科学是万能的，就和在达摩克利斯之剑下大喝大吃一样（见第十七章），忘了隐藏在幸福中的危险。如果用水来比喻科学，那么科学不同的地方是：科学是极广极复杂的。有千万种我们必需的“水”，才能过上科学给我们带来的舒适生活。这千万种的“水”中有许多是能覆我们生命之舟的。以前认为每人都应当有一点科学常识，也许是为了个人的修养。可是现在不然了，科学是能载我们也能覆我们的“水”。要有些科学常识的原因，是要避免被有些人或有些工业，在只看到短视的利益前提下，把我们的子孙甚至我们自己置于危险中。这是性命交关的问题，一定要有些科学常识才能了解。否则我们就听命于短视唯利是图的人或工业。就如冷气机、电冰箱工厂反对管制氯氟碳化合物冷媒，石油工业反对管制二氧化碳的产生一样。

这就令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界的隔阂问题。30多年前我开始自己的事业时，自然科学界和人文科学界之间似乎有一种敌对的态度。非但中国人有，几乎全人类文化中都有这种倾向。科学在近年来被人看得很重要，有些短视的科学家（各行业中都有）不免自傲，觉得“没有我们就会如何如何”。人文科学中也不免有些“你们这些只知道雕虫小技的呆子，你们知道些什么”的态度。这就是零和心理在作祟。我同你比，你同我比，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都是人类最值得自傲的文化，为什么要让它们相争到“一伤”为止呢？其实科学的发展是近年的事，尤其是20世纪的事。在以前的数千年中，没有什么科学，文化不也发展得好好的吗？科学能做到的是人文科学无法做到的，即增加我们资源的应用，化贫为富，消灭穷困。在20世纪末，这个目标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完全做到，在21世纪，这个目标也在向做得到的方向走去。可是，21世纪最大的危机，不在这些数千年来都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上面，而在本书第十八章结尾中提到的，“我们是否会获得必要的领悟力和智慧来处理20世纪的科学启示”，这才是危机。科学带来的是方法，正如本书中再三提到的：这些方法可以载着我们的生命之舟航行，也可以覆我们的生命之舟让我们送命。我们需要科学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可是我们也需要智慧，让我们能永远地享受科学带来的舒适。如果我们把科学看成人文文化以外的第二种文化，那么我们需要第三种把这两种文化连接在一起的桥梁文化。没有这第三种文化，我们永远无法拥有能了解20世纪科学启示的智慧。卡尔就是这第三种文化的先锋。我对第一种文化——人文文化的冀望，就是和第二种文化——科学一起合作，创造出把这两种人类最值得骄傲的文化联结在一起的第三种文化（当然，这个冀望也同样地放在科学文化上）。这样的联结，产生出的是一种能让我们掌握了解科学启示的智慧，其结果是我赢你赢大家赢的合作。这就是卡尔到去世时一直都有的，对人类的希望和信念。

1998年3月

于北波多玛城马里兰州

25年后

本书作者于1996年底弃世。这本书是他历年写的短文集，是他最后出版的一本书。在这25年内，在这世界里，发生过许多大事。25年后的今天，这本书是否还有价值呢？

非但有，而且有许多问题变成更尖锐，从隐忧变成时代性的问题。我在这里把一部分我认为重要的写出来。细读后，读者可以发现更多的隐忧。

本书第二章讲到波斯棋盘。一位发明西洋棋的人，把棋盘献给一个国王，国王非常喜欢，问这位发明家要什么。他说不多，在第一格放一粒麦子，第二格放两粒，第三格放四粒，依次类推。因此，棋盘上的麦子的数目（重量）以2为单位倍增。每粒麦子的平均重量为0。065克（在西方，最小的重量单位是grain，就是一粒麦的重量）。不久，国王发现，在第60格的时候，麦粒的总重量是600万吨，超过他的国家麦子年产量许多倍。这种可怕的倍增是指数增长的一种，即以某种倍数的方式增值。在棋盘的例子里，这倍数是2，当然也可以以其他数字来增倍，如以下说到的信用卡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