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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雷诺先生会在二十点四十五分左右离开温特图尔银行联盟的办公室。事实上,他总是尽可能尝试着精确地在二十点四十五分时离开,这几乎就是一件美学需求上的事。为了不迟到,他的司机会在二十点四十分时把车停在贝里尼街。当他看到门廊中的灯亮起来后,他就会启动车子,慢慢地向前,停下,看到他老板出现在人行道上时,就下车来打开车门,算得精确无误,是的,就像一块瑞士手表,假如你愿意这么说的话。
但是,今天晚上,在欧仁-德拉克罗瓦街那里,司机再怎么使尽全力地踩刹车都没有用,白费劲,那家伙几乎就是从他斯图贝克汽车的车轮下穿街而过,两腿上了汽车盖,整个人在空中转了整整一圈,一时间里,车里的司机与他的牺牲品隔着风挡玻璃着实来了个面对面,之后,那年轻人的身体从车罩上慢慢地滑下来,双手死了一般,甚至都没试着抓住什么,接着,他就消失在了散热器的护栅前。司机赶紧下车,跑过去,跪下,小心翼翼地抓住他的肩膀,他已经失去知觉,身子软软的,我的天啊……行人们纷纷停下。其中一人说,得赶紧报警,叫救护车,开车者没有动,实在是被受伤者那张苍白的脸给吓呆了。他死了吗?有人问道。一个女人尖声叫起来。
下楼后,雷诺先生很纳闷儿没有看到他的车。这样的事整整四年里只有过两次,因此,实属罕见,但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他就跟以前那两次一样,自己走上了铁塔街,走向特罗卡代罗广场方向。他窃笑了一下。有些意外情况也是很值得庆幸的。假如今天他坐了车,那么,他就根本无法一饱眼福,看到前面那个女行人的美妙身影,她一路走过,一路留下一股隐隐的香味,让人禁不住使劲嗅闻空气,就像猎狗那样。他仔细观察着她那随着摆胯的节奏而微微飘**的上衣,一副可猜想的很苗条的身材,他有些想入非非,内心中的形象无法指明:一个令人赞叹的屁股。啊,他实在不想超到她前面去……她的面容一定也与她的身形相匹配吧?
突然,她叫喊起来,哎呀,扶住了墙壁,生怕会倒下。雷诺先生赶紧上前,抢在她失去平衡之前拉住了她的手。哦,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鞋跟坏了,于是,那女郎跳起了单脚舞,寻找着一个支撑点,抓住了雷诺先生的胳膊。请便,他说,尽管隔着手套,他还是感到了她的温度。她紧靠着他的胳膊,一瘸一拐地走了一两米,他艰难地撑住她,很费力,她是不是会把他也给带倒下呢?他转身看了一眼大街,汽车该不会迟迟不来吧,我的天,到底出了什么情况啊。年轻女郎跛行着走向艾美别墅小街,那是一条两边都是漂亮房屋的死胡同,请保持理性,他说,哎呀,她则一边跛行一边哼唧,他看到了那条街,而这是他当时所能看到的最后一个形象,因为他的后脑壳上已经狠狠地挨了一下,只是一下,清脆,准确,他将久久地回想起。
迪普雷不到一分钟就把雷诺先生抢劫一空,蕾昂丝则从她的包里拿出一双鞋来,赶紧换上,一句话都没有说,就离开了艾美别墅小街,步履匆匆地走下了铁塔街。
迪普雷拿走了雷诺的一切,皮夹子、钥匙、手帕、眼镜、小本子、钱包、名片、手表、戒指,甚至还有皮带,因为那上面镶嵌有红宝石的扣子,警方会对那个倒霉蛋说:“您真不走运,这位先生,在这个街区被人打劫了,这样的事不常发生的。”
迪普雷很高兴,这是他的第一个银行家。
他用一个坚定的动作,合上了他的马桶包,然后走上了铁塔街,但走的是相反的方向。他步子迈得很快,但一点儿都不显得匆忙。那边,围了一大群人,一辆汽车停在了马路正当中,一个人躺在车头前。开车的司机,围观的人,所有人都在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迪普雷继续走着,毫不减速,甚至连头都不回一下。这时候,人们听到了大声的吆喝,那是两个警察骑着自行车赶到了,他们把骑来的自行车靠到汽车上,走上前来:“我们是警察,请让一让,出了什么事?”回答并没有让人久等。一听到“警察”两字,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像根弹簧那样一挺,马上站了起来,他盯着那两个像燕子一样骑车的黑衣巡警,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撒腿就跑,快得像一只野兔,所有人都看得愣了神,谁都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
罗贝尔其实根本用不着跑得那么快,毕竟他已经很引人注目了,我真应该少抽点儿烟的。
尽管雷诺先生的脑袋瓜痛得要死,他还是竭尽全力回忆得准确无误。
面对警察,他说:
“更多的是害怕,而不是疼,什么都没有被抢走。”
警长觉得很奇怪。
“他应该还来不及抢劫我,”雷诺先生壮着胆子说,“就有人赶过来了,要知道,他应该是害怕了……”
“您是说,什么都没被抢走,是吗?……”
雷诺先生拍了拍他空空的衣兜,说:“我的天,幸亏没有。没有丝毫损失。”
“除了这个。”他说着,试图亮出一丝引人同情的微笑,用手指了指护士给他的脑袋缠上的纱布。
警察显然没有相信。各人自有各人的理由,这位先生兴许不想让他妻子知道他到底是在哪里出的事,人们看得很清楚,他手指头上没有了戒指之后留下的白印,还有他的裤子,没有了皮带之后需要不时地往上提,但是你又能怎样,我们又不能迫使人家来报警,假如他愿意把被小偷偷走的东西当作送出去的礼物,那就随他的便好了。
雷诺先生立即发了一封气压快递信给温特图尔。但是,在那封信里,他还是没有说出一切。他不停地问着自己这样一个烦扰人的问题:出于什么样的偶然,他的司机开车时竟会撞上一个人,见警察来到,那人却撒腿就跑,而事故发生时,他自己恰好在小巷子里挨了人家一闷棍?他把这两件事拿来比较,想寻找其中的联系。这很可能是一个诡计,但是,尽管他把这问题颠来倒去地掂量,他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对付。因此,对他的上司,他没有说他司机的事,而只是说,自己受到了侵犯。因为他的小本子丢了,他无法掩饰这件事本身。
在温特图尔,所有人都意见一致。他们很难想象有人捡到这个本子后能干什么,本子中没有记什么别的,只记录了一串串数字,一个个姓名,而在这些数字和名字之间,谁都看不出有什么关联。他们对一个事实倒是感到放心,即那小偷把雷诺先生随身的财物抢了个精光,由此可见,小偷感兴趣的是钱,而不是什么别的。而雷诺先生则很谨慎地采取了不报警的做法,也不在工作日志中做备忘,面对顾客,这事情根本就是个秘密,封闭得严严实实,就像一个瑞士保险柜。
然而,从这一天起,雷诺先生开始睡不好觉了。夜里,梦中,一些年轻女郎会前来用尖尖的鞋跟戳他的心,一些汽车会来把他撞飞,他会被淹没在一些深井中,而井壁,则像是账本上的一栏栏,排满了一串串数字和名字。
面对有可能转为反政府起义的规模宏大的反税收人民运动,夏尔犹豫不决,久久地揉搓着下巴。一方面,示威者要求的本不是别的,就是他本人二十年来为再度当选议员而呼吁的那一切;另一方面,他现在负责一个议会委员会,其任务就是严密监视各个环节,确保税收返到国库。
到了夏末季节,抗议运动席卷了整个法国,人们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建议,要来一次全国抗税总罢工。人们计划于九月十九日在巴黎的瓦格拉姆大会堂召开一次大会,来决定如何行动。
这一起义的呼吁坚定了夏尔的信念。总之,他在他那个委员会中声称,拒绝缴税的行为,说到底,就是一种逃税,因为它表达的是一种“剥夺集体性税收来源的意愿”。因而,在他看来,向政府提出一项旨在保护国家资源的法案,是完全符合委员会历史使命的当务之急。
正当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准备前来支援那些揭露“税务调查”“颓废的议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混乱”的演说家的时候,夏尔把一份致政府的提案放在了委员会的办公桌上。
就在一份“瓦格拉姆呼吁书”强调法国人民已经“准备要摆脱议会”的时候,议会的委员会赞同了这一提案。
九月十九日的瓦格拉姆大会上,人们在一通难以描绘的混乱氛围中做出决定,要向爱丽舍宫提交一份统一而又详尽的宣言,揭露“不称职的国家机器为掠夺者”。一股股人潮涌向了香榭丽舍大街和协和广场,与警察力量相对抗。“国王的小报贩”[40]与“法兰西行动”组织的青年,信心坚定,装备精良,不时地骚扰着政府的军事部门,随后还指责是对方首先挑起的事端。遭到军警枪托的打击后,他们终于冲破了障碍,警方甚至还出动了骑警,一直到夜里,才恢复了平静。据统计,有四十来人受伤。
经过一整夜的争论,第二天早上,议会委员会给政府发去了一项法案,要求惩罚“任何通过事实行为、言辞威胁或相应手法,来组织或试图组织集体性拒绝缴税的个人”。
夏尔精疲力竭,但很满意。
整个国家都在反对,政府却颁发了一项由夏尔·佩里顾先生这位可笑的税务救星白骑士[41]提议的法令。
我们的议员,通常都会为他们的法国大革命而感到如此地自豪,却往往会站错了队,来指责法国人为他们的自由而斗争,因为,“当政府强暴了人民的权利时,起义就成了人们最神圣的义务”。这是白纸黑字地写在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第三十五条中的。
凯洛斯
保尔想召集某种全体会议,选一个庄严的时刻,在其间揭晓他产品的名称及推广运动的方针、口号,等等。
除了由他母亲、迪普雷先生、弗拉迪和博罗茨基先生构成的第一号圈子,他还希望能邀请蕾昂丝。带上她的“第一号丈夫”,他补充说。
等着那两口子前来的当儿,博罗茨基先生继续玩弄着他那神秘的天平秤,而保尔,比任何时候都更专注,重读着他的海报,玛德莱娜和迪普雷先生,就像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做的那样,翻阅着报纸。“我们最终将发现一些什么。”他说着,想到了安德烈·戴尔库,但还没有任何东西前来证实这一希望。
迪普雷读着政治新闻,玛德莱娜则对那些重要诉讼事件表现出浓厚兴趣,薇奥莱特·诺齐埃尔事件[42]的预审,帕班姐妹事件的死灰复燃[43],因此,迪普雷很惊讶地听到她说:
“您,我不知道,而我,对那个阿莱杭德罗·勒鲁[44],我可不相信他。”
对西班牙政府新首脑的这一指涉让人很感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