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树后面是一片空地,空地上搭着几个巨大的棚子,用新砍的木头和崭新的茅草搭的,一看就是专门为某个大日子准备的。棚子下面摆着几十张矮桌,桌上铺着麻布,放着陶碗陶罐。有人在棚子之间走来走去,搬东西、摆碗筷、挂红布。红布很长,从棚顶垂下来,在风里轻轻飘着,像一面面柔软的旗帜。
阿沅的心跳漏了一拍。
“那是什么?”她问。她知道答案,可她还是问了。她想听别人说,想听阿诚说,想听这个和她一起走了三天三夜的年轻民壮亲口告诉她——她一路跋涉、翻山越岭、摔了无数次跤、流了不知道多少血和泪,终于到达的这个地方,正在为她爱的那个人准备婚礼。
阿诚没有回答。他的嘴唇动了几下,像一条被拍上岸的鱼,张着嘴,发不出声音。他的眼眶红了。
“涂山氏,”他的声音又哑又糯,“那是有莘氏嫁女儿的喜棚。”
嫁女儿。
不是娶亲,是嫁女儿。有莘氏的女儿嫁出去,伯禹是那个要娶她的人。他来娶亲,不是她被嫁出去。这个区别很重要吗?也许不重要。结果是一样的——他要和别人成亲了。
阿沅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红布,看了很久。久到阿诚以为她不会说话了。久到暮色从灰变成了黑,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久到槐树下的老人和孩子都散了,回了家,空地上只剩下几个还在收拾的杂役,和那些在风里轻轻飘着的红布。
“涂山氏……”阿诚小心翼翼地叫了她一声。
“嗯。”
“你没事吧?”
“没事。”
她的声音很平,平得连她自己都觉得陌生。她以为自己会哭,会蹲下来抱着膝盖哭得像个孩子,会抓着阿诚的衣袖问他“为什么”,会冲进村子里找到伯禹,质问他“你不是说等我吗”。可她什么都没有做。她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红布,心里空荡荡的,像一口被抽干了水的井。没有悲伤,没有愤怒,没有绝望,只有空。空得什么都装不下,风一吹就呼呼地响。
“走吧,”她说,“找个地方住。”
阿诚张了张嘴,想说“你不去找大人吗”,可他没有说。他低下头,带着她绕过了那棵老槐树,从村子侧边的一条小路走进去,找了一户人家借宿。
那户人家是一对老夫妻,儿女都成家了,住在别处,屋子里空着一间厢房。阿诚给老妇人一把野菜当住宿费,老妇人推辞了一下,收下了,把厢房收拾出来,抱了一床旧被子过来。
“姑娘,你生病了?”老妇人看了阿沅一眼,皱起眉头,“你脸色好差。”
“没事,赶路累了。”阿沅说。
老妇人没有再问,叹了口气,出去了。
阿诚在灶房里帮老妇人烧火,阿沅一个人坐在厢房里。房间不大,土墙,木窗,窗纸上糊着一层薄薄的麻布,透进来昏黄的光。角落里堆着几捆干草,地上铺着一张草席,草席上放着那床旧被子。被子上有一股樟木的味道,旧旧的,可很干净。
阿沅坐在草席上,抱着膝盖,看着窗外的天。天已经全黑了,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稀稀拉拉的,挂在灰蒙蒙的天幕上,像几颗快要灭了的灯。
她在想他。
不知道他住在哪个屋子里,不知道他吃饭了没有,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抬起头看着同一片星空。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她来了。他应该不知道。他以为她在台地上等他,他以为她会等。他说“等我”的时候,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恳求。她说了“好”。她答应了他。可她没有等,她来找他了。
她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也许她应该等在台地上,等他把水治好,等他功成名就,等他老了死了,她才来。可那要等多久?一年?两年?十年?史书上说十三年。她等不了十三年。不是因为等不起,是因为她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弃说她的时间不多了,她不知道“不多了”是多久,也许一年,也许半年,也许下一次醒来就再也来不了了。她不知道。
所以她来了。
可来了又怎样?她站在村口,看见那些红布,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笑话。一个穿着破睡衣、赤着脚、浑身是伤、连一双鞋都没有的女人,从千里之外跋涉而来,要见一个明天就要成亲的男人。她要见他做什么?问他为什么不等她?他没有不等她,他等了。他等到了帝舜的旨意,等到了不能抗旨的宿命,等到了必须要娶别人的结局。他没有不等她,是老天爷不等她。
阿沅把脸埋进膝盖里。
她没有哭。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在台地那七天,她把所有的眼泪都流完了,一滴都不剩。她以为还有剩的,可当她想要哭的时候,眼眶干涩,什么都挤不出来。她只能干哭,无声地、浑身发抖地干哭,哭到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
阿诚端着一碗热汤走进来,看见她缩在草席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他站了一会儿,把汤放在她手边,没有说话,转身出去了。
汤凉了。
她没有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