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珩最后还是决定回京。
不是因为他想回去,是因为他没有选择。抗旨是死,去也是死,但去至少死得明白——这是赵珩的原话。冯七听完这句话,沉默了很久。他想说“殿下可以逃走”,但他没有说。因为他知道赵珩不会逃。赵珩是皇子,皇子的血是热的,即使这颗心已经凉了,血还是热的。热血流在血管里,推着人往前走,走到不能再走的那一天。
泰安二年三月二十五,赵珩启程回京。南京城的百姓不知道安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京,也没有人在乎。他们有自己的日子要过,有自己的烦恼要想,一个王爷的来去,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冯七站在安王府门口,看着赵珩上了马车。马车很朴素,灰色帷幔,木质车轮,和普通官员的马车没什么区别。赵珩掀开车帘,看了他一眼。
“你留下。”赵珩说,“替我看着这座府邸。”
冯七跪下来,磕了一个头。
“殿下保重。”
赵珩没有再说别的。车帘放下,马车驶了出去,车轮碾在青石板路上,发出辘辘的声响。那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巷的拐角处。
冯七跪在门口,久久没有起来。周公公走过来,站在他身后,没有说话。过了很久,周公公才开口:“起来吧。跪久了,膝盖疼。”
冯七站起来,膝盖确实疼,疼得他差点站不稳。他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等那阵疼过去了,才慢慢地走回了自己的屋子。屋子空荡荡的。赵珩不在了,书房里不会再有翻书声,不会再有棋子落在棋盘上的脆响,不会再有那句“冯七,茶”。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安静得像一座坟墓。
冯七坐在床上,把那沓笔记从枕头底下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翻。这些纸是他来到这个时代之后写下的所有东西。有些纸已经泛黄了,边角都脆了;有些纸还新着,墨迹还没干透。每一张都是一个日子,每一个日子都是一条命。他把它们按照时间顺序排好——从崇文十七年秋入宫那天开始,到泰安二年三月二十五赵珩离京那天结束。排完之后,他发现一个事实:他来到这个时代一年半了,一年半的时间,写了四十七张纸。四十七张纸,记录了几十个人的生死。
他把纸重新叠好,用一块布包起来,塞进床板下面的缝隙里。那里最安全,除非把床拆了,否则没有人能找到。
赵珩走后的第三天,南京城开始乱了。
先是粮价暴涨。一石米从三钱银子涨到了八钱,涨了将近三倍。百姓买不起米,开始闹事。一开始只是几个泼皮在米铺门口叫骂,后来人越来越多,叫骂变成了打砸。米铺的掌柜被打伤了好几个,店铺被砸了十几家。接着是难民。从北边逃难来的百姓像潮水一样涌进了南京城,带着大包小包,带着老人孩子,带着满脸的恐惧和茫然。他们挤在城门口,挤在街道上,挤在寺庙和祠堂的屋檐下。有人哭,有人喊,有人跪在地上求施舍。城里的百姓一开始还同情他们,后来同情变成了厌烦,厌烦变成了恐惧——因为他们知道,难民来了,兵就不远了。
安王府里也不太平。赵珩不在,府里的下人们像是没了主心骨,有人开始偷东西,有人开始嚼舌根,有人开始找出路。周公公每天板着脸,拿着竹条在府里巡视,见谁偷懒就打,见谁嚼舌根就骂,但效果不大——他的竹条吓不住那些已经起了异心的人。
冯七不管这些。他每天照常去书房,研墨,铺纸,整理书卷。赵珩不在,书房里没有人用这些东西,但他还是每天准备着。就像赵珩明天就会回来一样,就像一切都没有变一样。
泰安二年四月十二,京城传来消息:赵崇安的大军包围了京城。消息是顾文昭带来的。他比上次见面时憔悴了许多,眼下有浓重的青黑,颧骨也凸出来了,像是很久没有睡好觉。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道袍,头发用一根木簪随意束着,看起来像个落魄的书生,而不是上次那个意气风发的谋士。
“殿下呢?”顾文昭劈头就问。
“殿下去京城了。”冯七说。
顾文昭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什么时候的事?”
“三月二十五。皇上密旨召殿下回京。”
顾文昭跌坐在椅子上,双手撑着膝盖,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喘气。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
“来晚了。”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我来晚了。”
“顾先生,”冯七问,“京城现在怎么样了?”
顾文昭苦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赵崇安的十万大军围城,城内守军不到两万。皇上还在炼丹,内阁还在吵架。城里的百姓已经开始吃树皮了。城外的赵崇安说,只要打开城门,他保证不杀一人。”他顿了顿,“你猜怎么着?城里已经有人在商量开城门的事了。”
冯七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说“殿下不会有事的”,但他说不出口。因为他知道,赵珩不会有事的概率,比南京城的桃花在腊月里开花的概率还低。
“顾先生,”冯七说,“您有没有办法救殿下?”
顾文昭抬起头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怜悯,又像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