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沅发现伯禹老了。
不是那种“一眼就看出来”的老,是那种——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像蜡烛被烧短了、像石头被风化了、像河水把棱角磨圆了的老。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更深了,像两把打开的扇子,扇面上刻着细细密密的纹路。他皱眉的时候,眉心的川字像是用刀刻进去的,再也熨不平了。他的头发里夹着几根银丝,不多,可在火光下看得很清楚,亮晶晶的,像冬天早晨的霜。
他站在那里,赤着脚,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短褐,头发用藤蔓束着,有几缕从耳边垂下来,被风吹得微微晃动。他的背还是那样宽,肩膀还是那样厚,可阿沅觉得他的腰没有以前那么直了。也许是累的,也许是老了,也许两者都是。她的心疼了一下。不是那种尖锐的疼,是那种闷闷的、钝钝的、像有人用手掌按住了她的心脏、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揉的那种疼。
“伯禹。”她轻轻地叫了一声。
他转过头来看着她。那双又黑又深的眼睛还是亮的,可眼白上多了几道血丝,眼角多了几道细纹。他的嘴唇干裂,有几道血口子,下巴上的胡茬比以前更密了,黑白夹杂,像霜打的草地。他看着她,眉头皱了一下。
“怎么了?”他问,“你眼睛红了。”
“没有。”阿沅用手背蹭了一下眼睛,“被烟熏的。”
他看了看灶台。灶台里的火烧得很旺,没有烟。他没有拆穿她。他走到她身边,蹲下来,和她平视。他的膝盖发出了一声轻微的脆响,像是很久没有上油的木门被推开了。阿沅听见了那声响,心又疼了一下。
“你膝盖怎么了?”她问。
“没怎么。”
“你骗人。我听见了。”
他沉默了一下。“……老了。”
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阿沅的眼泪掉下来了。不是无声地涌,是那种——压抑了很久、再也压不住了、从心底里喷出来的哭。她用手捂住嘴,把哭声闷在喉咙里,可眼泪止不住,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膝盖上,滴在那件借来的麻布衣裙上。
“阿沅。”他叫她,声音很低。
“嗯。”
“别哭。”
“我没哭。”
“你在哭。”
“那是高兴的。”
“高兴什么?”
“高兴你还在这里。”
他看着她,看了很久。他的嘴角慢慢地弯了起来。“我哪里都不去。”
阿沅把脸埋进他怀里,哭得说不出话来。他的怀抱还是那样,硬的,滚烫的,带着雨水和烟火的气味。可他的心跳——他的心跳还是那样,咚,咚,咚,平稳的,有力的,像一座永远不倒的山。可山也会老。山也会被风雨侵蚀,被岁月磨平棱角,被时间一点一点地削低。她不能想象这座山倒了的样子。她不敢想。
她在他的怀里哭了很久。久到她的眼泪干了,久到她的鼻子通了,久到她的呼吸平稳了。她从他怀里抬起头,眼睛红红的,鼻头红红的,嘴唇干干的。她伸出手,摸了一下他鬓角的那几根银丝。银丝很细,很软,在她的指间滑来滑去,像不肯安分的精灵。
“你什么时候长白头发了?”她问。
“早就长了。”
“我怎么没发现?”
“因为你没看。”
阿沅的手顿了一下。因为她没看。她每次来,都只看他的脸,看他的眼睛,看他的笑容。她没有看他的头发,没有看他的膝盖,没有看他的腰。她以为他还是那个第一次在洪水里遇见的年轻人——赤着脚,穿着湿透的短褐,眉头拧成一个川字,凶巴巴地骂她“你一个妇人家”。可他不是了。他老了。不是那种“老了就不行了”的老,是那种——他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治水,把力气给了挖沟筑堤,把时间给了天下,把等待给了她。他没有给自己留任何东西。连年轻都没有留。
“伯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