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门,里面只有两个人——戴金丝眼镜的年轻HR,还有一个中年男人,是部门负责人。
HR说话声音很轻,像在念一份早已背熟的稿子:“公司近期组织优化,结合业务调整,你的岗位被裁撤了。赔偿方案是N+1,今天办理离职。”一纸文件递过来,签字的地方已经用红笔圈好,旁边的便签纸上印着“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没有铺垫,没有缓冲,一句话,打碎了他在这座城市十年的挣扎。
三十五岁,没房、没车、没存款,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大城市打拼十年,从青涩青年熬成中年打工人,每天加班到深夜,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不敢失业。他以为只要够努力、够拼命,就能撑下去,就能慢慢站稳脚跟。
原来,在资本面前,十年青春,不过是一张可以随时作废的简历墓碑。
他坐在椅子上,手脚冰凉,大脑一片空白,耳边HR的声音变得模糊遥远,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陆垚在那张桌子前坐了四十七分钟。
四十七分钟里,他机械地签了六份文件,按了三个手印,对着摄像头说了一句“我已知悉上述内容”,然后被收走了工卡、门禁卡,还有那把用了三年的黄色裁纸刀。
整个过程,没有人抬头,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在意他的崩溃。
他走过自己的工位,显示器早已被拔掉,桌上只剩一盆蔫透的绿萝——那是他三年前买来的,想给压抑的办公室添点生气,现在看来,它确实比自己更早明白:这里从来就不是该来的地方。
背着用了八年、背带歪斜、拉链卡壳的黑色双肩包,他走出公司大楼,阳光刺眼,却照不进他冰封的心底。
失业的绝望,叠加昨夜地铁里的诡异恐惧,彻底压垮了他。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便利店的,只记得买了最便宜的高度白酒,漫无目的地游荡,从白天到黑夜,一瓶酒见底,醉意翻涌,绝望像潮水般将他淹没。
再次出站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四月的风从地铁出口灌进来,带着一点湿润,一点凉,还有一点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烧烤味。他在这个城市住了十年,知道这个城市的夜晚总是从烧烤的味道开始。
他沿着水东路往回走。
这条路他走了三年,每一块地砖他都熟悉——第三块砖是松的,每次踩上去都会发出“咯“的一声;第七块砖旁边有一棵法国梧桐,四月份的时候会长出一种毛茸茸的东西,落在头发上很难弄掉;第九块砖再往前十米,有一只野猫,是橘色的,胖的,不怕人,每天晚上都在同一个位置蹲着。
今晚那只猫不在。
他在那棵法国梧桐下面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看。树叶是新的,刚抽出来,嫩绿色,被路灯照得发亮。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走这条路的时候,也是四月,也是这个颜色,那时候他刚入职,刚搬进这个小区,觉得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七年过去了。
他把目光收回来,继续往前走。
他的出租屋在一栋九十年代的老楼里,六层,没有电梯,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会在你走到二楼的时候突然亮起来,吓人一大跳。他爬到三楼的时候,声控灯没亮,他摸黑走上去,摸到门把手,掏出钥匙,开了锁。
屋里很黑。
他开了灯。
灯是那种老式的日光灯,会发出一种嗡嗡的声音,刚开的时候一闪一闪的,要过几秒钟才能完全亮起来。他站在玄关,等灯完全亮起来,然后看见了屋里的样子:
桌上还有昨天没洗的碗。
椅子上还搭着前天换下来的外套。
冰箱里发出轻微的嗡嗡声,那是压缩机的声音,每隔几分钟响一次。
一切都在原位。一切都和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没有动。他就站在玄关,把包放在地上,然后站了很久。
然后他听到了手机震动的声音。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哦对,手机没电了,自动关机了。他找到充电线,插上,等待了几秒钟,屏幕亮了。
他放下手机,脱了外套,走到桌边,坐下来。
然后他坐在那里,等着。
等什么呢?他也不知道。也许是在等手机再亮起来,也许是在等门铃响,也许是在等这个房间里突然出现什么东西来打断这个晚上。
什么也没有发生。
窗外,万家灯火。